中國的改革說簡單點就是價格改革，找尋有中國特色的定價模式。醫改也不例外。無論是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醫療市場化改革，還是2009年開始的公益性醫改，繞來繞去就是價格問題。價格高了，購買方吃虧，壓抑了需求;價格低了，供給方吃虧，浪費了資源。就醫療領域來說，“看病貴”顯然是醫療價格問題，“看病難”似乎是醫療資源配置問題，但歸因后還是價格問題，醫療資源的價格問題。“以藥補醫”，凸顯的就是藥品價格問題，以及似乎更深層次的醫療服務本身的價格問題。

　　現在，藥品定價模式還未弄清楚，藥品生產、流通、消費各環節都還問題重重時，醫療服務的重新定價卻又已箭在弦上。藥品定價再怎么混亂還有生產成本可作參考，“無為有處有還無”的醫療服務該如何定價呢?

　　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借鑒一下其他服務行業的服務定價模式，也許有用。

　　模式一：小費(紅包)

　　這怕是服務業中最為流行的一種單純為服務進行定價的方式。

　　前段時間，在醫療科技最為發達的美國，有一位富翁派出了一封10萬美金的小費給為他提供看護護理服務的護士小姐，不過被這位護士婉言謝絕。謝絕歸謝絕，小費這種給服務定價的方式在很多服務場合是適用的。畢竟服務與產品的最大區別，就是它是在與顧客的互動中完成的。因此，服務質量的好壞，服務人員水平的高低，有時也與顧客的參與程度、態度有關。這怕是服務不容易定價的關鍵。所以，在服務完成后，由顧客根據個人感受對服務進行再次評價和賦值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(國內由于是服務前給小費或紅包，應該屬于“租金”范疇)。不過，在國外，給醫務人員小費或紅包并不多見，為什么呢?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因為醫療服務本身的技術性，尤其是關乎生命本身的人文倫理，醫務人員本人的道德追求會抗拒這種服務定價方式。當然，先就醫后付費在國外卻是非常正常的。

　　模式二： 責任(風險)報酬

　　由于醫務人員與患者之間存在“信息不對稱”，以及服務過程中的委托代理關系，從患者的角度，給醫療服務的定價或給醫務人員的激勵要能克服因“信息不對稱”而出現的道德風險。在投資領域內比較常見的“有限合伙制”可作為參考。這種模式其實就是委托代理投資關系中，通過責任承擔的不同區隔，有效地解決了“信息不對稱”所產生的道德風險與委托代理關系中激勵不相容問題。GP(普通合伙人)以個人的專業能力獲得LP的信任受托處理LP所擁有的資產，并獲得資產溢價中的相對多數份額，同時，要對投資過程所產生的后果承擔無限責任，而LP僅承擔有限責任。從這一模式來看，醫療服務過程中的委托代理關系，醫生顯然要對醫療后果承擔更大的責任。也就是說，醫生獲得高薪的真正理由，小部分是醫生本人的能力，更大部分應是來源于醫生對醫療風險的承擔。可以說，這點在目前國內的醫療服務定價中，是被忽略的。從各方就醫療服務價格不公平的言論中，談論更多的還是醫生成長過程所付出的艱苦，還是側重學歷職稱所對應的價格。這種偏差必須要警惕，必須強調學歷職稱只是醫療服務能力的一種比較初級的測度標準，對患者疾病的治愈情況才是能力的相對更為完整的反映。同時，對醫療服務價格的關注，應該更加重視醫療風險的規避，醫療服務價格中，必須把醫療責任保險考慮進去，醫療責任險有必要變身為醫療責任強制險。

　　模式三：工作量定額

　　醫療責任險畢竟是被動應對醫療風險，屬于迫不得已而為之。風險管理還是要主動去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。經常與醫療行業進行類比的設計行業，為了降低設計上出現的技術風險，以及未來施工上出現的風險，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標準化規范化工作。首先是確立了各種設計必須遵守的強制性規范，所謂“強規”。其次是標準化了設計語言，包括線條、圖形、字體，以及對整個交付成果——圖紙文件的內容、格式、簽字人的責任等也都進行了規范。總之，原本是一項智力與技術的無形服務，因為標準化而變得有形，而成為一種技術產品。基于標準化，設計人員的薪酬可以折算成工時，也就是按工作量定額予以核定。而設計服務對外報價，也就有了人月費這一方式，亦即在標準化規范化基礎上，可以按時間付費。

　　按時間付費，在國外是非常流行的為技術智力服務進行定價的方式，主要適用于法律、會計等講究合規的服務上。

　　上面三種定價方式對醫療服務應該都有借鑒意義。